香港的性政治

什麼是性政治？

政治是一個團體為其運作模式作決定的過程，它關心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團體的福祉，但若團體很大，譬如是社會或國家，其中便會有很多小團體，以種族，地域，信仰，性別，生活取向等特點來分別，為其各自的需求爭取利益，形成互相競爭和衝突的局面，政治便是要在各團體之間作衝突管理、調和與決定。決定的結果最理想是通贏，最壞是通輸，較差的是有些人贏、有些人輸，最常見可行的則是每個團體都各讓一步，贏一些重要的、輸一些較不重要的，即是妥協。

政治的衝突內容可以很多，可大可小，但最大最終的衝突，無非都是關乎權力、資源、及生死存亡的事，而三者互為因果。性政治也是一樣，個別團體的性權力、性資源、及性生活模式存廢的爭取是最終目的，而爭取的手段，亦不外乎一些幾乎已被標準化了的幾類權威建立方法，如 Weber (1947) 提出的務實權威、魅力權威、傳統權威和理性權威等。

以下我會描述個人在香港做性學的經歷，讓大家一睹香港的性政治形勢與活動發展及一個香港性學家所可以遇到的困難，好待我們能交流經驗，找出一些好或新的應付性政治的方法。為使描述簡易流暢，我只會把各種政治手段粗疏地分類排列，不會跟據嚴謹的學術分類法。

我的性政治啟蒙

我並非一開始便立志於性學，在醫科畢業時選擇精神醫學，只因為當時香港的精神科未發達，這門醫生極為不夠，我鑒於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應有的照料，而我的個人興趣廣泛，尤喜歡比較抽象的東西，應該比較適合，所以便進入了。入了精神科後，發現該科的心理治療服務更弱，便在往英國深造時集中接受心理治療訓練。心理治療離不開佛洛伊德，佛洛伊德離不開性，而當時 (70 年代) Masters and Johnson 的性治療正如日東昇，我不能不也要去學性，才發覺人類性觀念與性生活千瘡百孔，必須有多些人去做點事。我的性學導師當然鼓勵我，但他也嚴肅地提醒我必須有足夠心理準備，能有效地應付凶險複雜的性政治，否則若非出師未捷身先死，便也只會不知不覺做回個反性的人。他囑我多閱讀一些性學前輩的歷史、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來汲取教訓。我對性政治的啟蒙，便是從這些閱讀和導師的傳授而來。

但從閱讀和傳授得來的畢竟是間接知識，我當時對性政治的看法仍很天真，覺得前輩的遭遇，已是在過去的時代，現在民智已開，一個人只須本著一份濟世之心、堅守知識真理、不求名利、不傷害他人，總不會錯到那裡，而若他能獨善其身，只做份內工作，政治又與我何干？我那時給自己的定位很簡單：做一個在研究、臨床與教育上平衡兼顧的性學者、不涉政治、更不做「性學烈士」。

無人能脫離政治而生存

當然，這樣天真的性學定位不可能維持多久。我從英國回港後，第一份較重要的工作是帶領香港大學醫學會舉行一個公開的性與健康展覽，從而探討本地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務不足的原因，發現竟然有94% 人士認為是由於社會不重視，包括家長反對 (34%) 及師資不足 (34%)。這樣的理由，是在我意料之外。社會的資源有限，在發展期中，分配當然有輕重緩急之分，但關乎族類繁衍與精神健康的性，不會不比溫飽或人身安全同樣重要，因資源不足而做得不夠猶可說，但若因社會不重視或家長反對便大有問題。我發覺我必先要理解那些反對和不重視「性」的原因，能清除這些阻礙，爭取社會的支持，方能有真正的服務對象，那即是說，我必須做些性政治工作。我猶疑了，我害怕了，但已騎虎難下，實情是，你不找性政治、性政治已找上門來……

(1) 八十年代末期，當錄影帶制式還未統一的時候，教學影帶轉換制式是件經常要 做但費用高昂的事。香港大學有一個教研媒介資源中心，服務之一便是集中各有需要部門的影帶，替它們轉換制式，好節省人力物力。有一次，我送一卷由外國性學研究機構製作的有關女性性反應實驗詳細紀綠的影帶，給該中心轉換制式，得到這樣的回覆：

「因來件的內容問題，本單位人員恕不能為你送來的電影轉換為 VHS 制式。香港大學教研媒介資源中心上   1991 年」

我大感驚訝、且摸不著頭腦，向上層逐級投訴至校長室，卻仍然無能為力，「迫」不到該中心肯替我的影帶轉制。此後有一段時期，我只能用我有限的教研經費，昂貴地找外面公司替我的性影帶轉制。全大學要這樣做的，僅我一人！

(2) 2004 年，我於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經詳細策劃，聯合推出公開的專業教育和性治療課程，方式倚重網上學習，以便利全部都是在職的學員。網上學習最需要網上能提供有系統的參考資料，德國性學家黑伯爾造了一個很權威的性學網，我當然要用他的網作為學生的主要參考工具，為方便學生使用，我取得黑伯爾同意，讓我的教學網不但可以與他的網連結，還可自由轉載它的內容。我將安排通知負責做這連結/轉載的進修學院電腦部，得到的回覆是：

「因來件版權 (內容) 問題，本學院網頁恕不能轉載你傳來的網站內容或與它的網站連結…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電腦部」

我大惑不解，說我與黑伯爾已弄清了版權 (內容)，也出示了他的同意書，但電腦部仍諸多推塘，說憂慮版權的這個那個，即使我指出與黑伯爾早已合作十多年，若有任何版權問題我願負全責等等，他們仍無動於中，總之是不做。事件拖拉至已完成了三個一年制的課程，直至我退休，黑伯爾這個網仍是上不了去，真正的原因是甚麼，不言而喻。

(3) 香港大學有一個學生就業輔導處，負責聯絡全香港打算招請員工的機構，替他們在校內向快將畢業的學生招手、設就業講座和在該處的專用網頁刊登招聘廣告等。2006 年，一間我熟識的在香港設廠已廿多年的性用具出產公司向我投訴，他們向就業輔導處要求登出招聘廣告及連結其公司網頁給學生參考，得到以下回覆：

「因貴公司網頁內容問題，恕本處不能將貴公司的招募員工廣告在本處網頁登出…」

我就此事多次與輔導處交涉，也讓學生知道，擾攘一番，輔導處方才讓步，但該公司網頁仍是要改版，「收斂」一下「色情」內容才可通過。

污蔑政治

• 1985 年，我成立香港性教育會，與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合作推出多個新的公開性教育課程和活動，內容比較全面、坦白和開放，立即遭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攻擊。有一個具這類宗教背景的教育系講師便在報章說：「家計會的性教育只教性方法、助長濫交…」
• 污蔑不一定要公開做，針對個人的工作單位或專業學會而發出的投訴可能更具殺傷力：

1994 年，香港人的婚姻飽受已婚男人北上「包二奶」(養小老婆) 衝擊，大眾紛紛議論有何根治良策，我指出現有的一夫一妻終身婚制違反人性、不合時宜，提議改良至容許任何男女數目組合的多元化婚制，卻被說成是鼓吹包二奶合法化，引來大眾圍攻，有某醫生致公開信香港醫學會，說：「吳敏倫醫生 (對婚制度的言論)…只會是大眾八卦飯局上的笑話…應受納稅人譴責…」

1999 年，我在香港一個專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機構 「和諧之家」做義務董事。有一個補習老師被控涉嫌性侵犯其女學生，他的律師請我作辯方專家証人。我綜合各方面的證據和看過他與該女童的作供錄影後，得出結論是該女童編造故事，法官接納我的分析，被告立即無罪釋放。事件曝光後，我被一群「愛護兒童」、「反對性暴力」等機構和人士圍攻，其中也有「和諧之家」的成員。他們寫聯署信，說我殘害兒童，要求罷免我在和諧之家董事之職位。

2005 年，我鑒於香港兒童已越來越早熟，向政府提議把合法性交年齡從 16 歲降為 14 歲，有市民來信謾罵反對，並將「副本送港大醫學院院長作評理…」

示威政治

若嫌文字力度不夠，可發起群眾運動，性保守人士優而為之。在香港，時不時便會有公開的反色情集會，1995 年政府作色情刊物法律咨詢時他們便做了一次大的，以補救他們在說理上的不足。

1999年，罵我殘害童真和寫聯署信要求罷免我職位的「愛護兒童」、「反對性暴力」人士，也有在公眾場合向我攔路示威，高舉描寫我人面獸心的漫畫、封我為「性暴力博士」、頒我「長期為禍獎」….

2008 年，香港性教育會主辦的香港性文化節，加進人體寫生示範環節，以倡導性藝術、性美學，被保守人士視為洪水猛獸，向警方投訴之不足，在性文化節開幕時遣派大隊踢場，作「貞潔遊行」，製造劍拔弩張的緊張場面，警方不得不嚴陣以待，一個本來輕輕鬆鬆，寓教育、文化於娛樂的嘉年華會，在混亂和慘淡氣氛下收場。

婦女政治

要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可籠絡已有政治本錢的「同路人」，套用他們的方法和理論，拉他們下水，而在性政治方面，婦女是最好利用的一群，因為她們在爭取女權的道路上已很有成績，方法和理論也很成熟有效。於是，反性者把性開放說成是為害婦女的，多元婚制是剝削婦女、威而剛和性治療增加婦女性虐待、人體寫生是把婦女分割、選美或以美女做商品廣告便是將婦女物化、歧視……，煽動婦女反對。

從這些婦女政治理論，也衍生性學霸權及性學性別主義論，把性學與婦女對立，成為她們的敵人，充份運用以製造敵人來攫取本錢的政治手段。我為文駁斥這些理論，沒有停過。可幸是一些婦解份子，與我辯論一番後，真能醒覺是中了反性者的奸計，她們迷途知返後，不但成了我的粉絲，有些還做了我性教育會的骨幹。

危機政治

強調或製造危機感也是政客常用的手段。關心則亂、病急亂投醫，一般人在相信安全受威脅的情況下，會放棄很多理性或自主權，受人擺佈、求助於「救世主」，政客便得其所哉。此所以很多保守的性教育都集中談性的危險、可怕一面，從而反對一切他們不能接受的性行為，誇張之不足，他們還會把危機或害處勉強拼湊出來，譬如談同性戀，一定要把它和肛交、愛滋病連在一起；談性開放，一定要與婦女被強姦一起說，而且一定不談可靠的強姦數字，只用「世界上每 x 分鐘便有一婦女被強姦」這種只會聳人聽聞但其實毫無意義的描述。

弱者政治

保守派在性管治場上是佔盡利益和權力上風的強者，但也會假扮或拉攏弱者來鞏固他們的地位。上文已談及他們如何挖空心思拉攏婦女和兒童，不過，他們還有一記「絕招」，是當他們被反對得走投無路時，便自封為被打壓、歧視的少數弱者，再進一步更可以烈士自居，博取他人的同情與支持。

最近(2005)，他們在香港曾提出那詭異的逆向歧視論，指自己是被反對者「逆向歧視」，曾得意於一時，後經我為文痛斥之後，已不敢再提此論，但扮弱者間中還是有的。

病態化政治

要打壓一件事，一個方法是把它病態化，既然是病，便不應接受為健康社會的一部份，而是要治療、改正。一些獨裁政府便曾經把全部異見份子都當作是精神病者關進精神病院。所以，在性方面，反對同性戀者仍然死而不僵，繼續堅持同性戀是病，向人介紹治療同性戀。更有甚者，為了能更全面反性，有人發明「性上癮」這個病，方便反對一切他們不能接受的性行為，包括某些性變異、婚外情、多性伴侶、婚前性行為、青少年早戀、性幻想、看色情刊物、自慰……等等。對這個病，香港的宣傳很多，亦有機構已成立性上癮診所。美國精神科學會與世界衛生組職都正在準備新版本的精神病分類，性上癮病已被拿上桌面討論要加進去，正反意見爭持激烈，最終鹿死誰手，仍是未知之數。（後記：經討論後，在2013年出版的最身新美國精神科學會精神病分類 DSM-5已否決了加進「性上癮病）

教育政治

利用教育來滲透反性觀念，上面已提過宗教團體向學校派發的「關心同性戀」小冊，但在香港，這類滲透早已經年累月，效果昭著，而那是有歷史原因的。香港近至 1997年之前，曾經百多年是英國的殖民地，殖民地政策讓一切屬於宗主國的文化在屬地上得到特別的支持、方便和權力，以收文化清洗之效。於是最好的學校，若非是政府辦的，便是西方宗教的，幫助灌輸它們宗教的保守性觀念，而禮失求諸野，當這些保守性觀念在宗主國內失勢的時候，在殖民地內反而更被強化。稚子無知，在這些「名校」內學習，即使不被迫信教，也難免自幼被保守的性觀念所薰陶，還自以為時尚、進步、高人一等，長大後已根深柢固，積重難反，造成開放性教育的一大障礙。此所以已現世界所有華人地區而言，香港的性保守程度是最高的，因為只有香港直接受過西方的殖民統治與荼毒也！

現在，香港是脫離了殖民統治，但西方的教育滲透效果可能還需要過一兩代方能完全清除，何況現時的很多高官或有影響力的精英畢竟仍是在那些「名校」出來的，這滲透力便不只在香港學校。譬如，就在今年(2011)，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為其在職員工舉辦的一個訓練講座，便邀請了一個以推銷同性戀是病和可以接受「修正治療」出名的精神科醫生兼某基督教「關心同性戀」組織的會長來提供訓練，香港的同性戀團體得知後群起投訴和追究，我亦幫助他們寫了一些公開批評的文章。這類事件提醒我們，保守勢力的滲透可以是關起門來秘密進行的，要極小心提防。

金錢政治

反性人士之所以這樣難被打敗，其中一個因素是他們有錢。香港的西方宗教團體，經費不單來自本地教徒的捐獻，還有外地同宗團體的資助，以維持整個教派的全球影響力和生命。那些同宗團體在西方歷史悠久，身家豐厚，出手闊綽，而即使單靠在香港的信徒或支持者，也不會太差，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名校」出身的「成功人士」，捐獻也不會少。

相對來看，香港的性學或性教育團體，錢從哪裡來？會員費一定維持不了，肯捐款的人不會捐給你，因為會被人誤會有性問題、想包二奶、色情狂……。申請教研經費，批准和控制的人是誰？無非又是那些「名校」出身的「精英」或「成功人士」，通常是見性字便不批，或有剩餘錢才批一點。批了之後，也諸多條件，譬如一定要與另外一個他指定的可信任機構「合作」。上面說的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便是我申請經費時被指定要「合作」的一個機構，後果如何，已很清楚。

循正常途徑找經費行不通，找商業贊助又如何？2006 年，香港性教育會開始主辦公共性教育活動 「香港性文化節」，經費主要由商業贊助而來，贊助商包括出產避孕藥、安全套、性器具、情趣用品等廠家，立即便被批評商業味太重，為廠家宣傳、目的不純正、有違教育宗旨……。批評者似乎認為最純正的教育是不需錢的，與商業是完全脫鉤的，卻從來沒介意過學校的教科書皆是由商業出版社出版，很多中小學都是由宣傳宗教的教會或經營賭博的香港賽馬會資助而來，並且以該教會或「賽馬會」冠名。顯然，很多人對性教育與其他教育有雙重標準，而且把出產性健康用品的人看得比開賭業的更壞更不堪。

所以，為保持中立形象，不受任何權貴操縱我們的性教育，香港性教育會盡量不靠外來資金運作，除非資助者在教育內容和方法上不設任何條件。但這樣我們又怎能運作快近三十年而又好像做了不少事呢？沒有其他方法，當彈盡援絕而工作又不能停止的時候，自己掏腰包便是了。幸而我有一個會生金蛋的太太，十年前，她被朋友慫恿開了一個畫展，為性教育義賣了只廿幅油畫，籌得的金錢，至今仍未用罄。這樣得來的錢，才沒有人敢哼半句，但又有多少性學家，有一個會生金蛋的妻子？

法律政治

法律可以是為政治服務的最有效武器，當一切哲學、道德、科學、人情的辯論都勝不過人的時候，只要你有辦法不擇手段把你的意願變成法律，那你已必勝，至少對方要經一番長年累月的折騰，才可以推翻你。現今世界的所謂文明法律，多以西方十七、八世紀的法律為藍本，無論怎樣文明，也脫不出當時西方的宗教觀。於是現時文明國家的幾乎每一條性法律，在現代性學觀點上都是反性的。以下是一些主要的現有性法律及其反性的內涵：

很多以上的反性法例，香港都有，有些更是近年才加進來的，如有關兒童色情刊物及兒童強姦的，開放的性學和性教育團體限於人力物力，在這方面能做的事有限，況且立法院、執法、司法人員亦多是「名校精英」，這防線很難攻破，不是寫幾篇文章便可以有甚麼效果的。

但必須注意，我不是說上面那些法律完全不應存在，只是說它們很多已是年月久遠的老古董，有些則是由現代性保守政治運動催生、未經詳細考慮便出台的急就章，內裏的性愚昧、自相矛盾和感情用事，有意無意強化了反性觀念，不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令問題更惡化，必須重新公開公平地檢討再訂立才對。

暴力/恐嚇政治

政治的最後撒手鐧，當然是赤裸裸的暴力，由恐嚇開始至實際行動。我接受過的暴力恐嚇或真正暴力已多到記不清，有郵寄來的、在公開論壇上的、在診所內的、也有在街上「無緣無故」的……。隨便列出一些還記得的, 有「打他！」、「不要賣貨給他…他是衰 (壞）人！」、「你不要出沒某某區，我們認得你！」、「我知道你和你的家人住哪裡！」、「我扼死你…」(隨即動手)、「我帶了槍來！…」(隨即取出槍在我面前搖晃)…等等。

暴力也不單單針對我，也有針對我太太。在社交場合，當太太說支持我的工作時，有女士便立刻罵她：「你真沒用，連一句反對丈夫的話也不敢說….」(隨即動手戳額)，其他可聽到的罵或收到的恐嚇還有：「哼！有日你丈夫包二奶你便知…..」、「為保安全，你也最好不要和丈夫出沒某某區。」、「站起來，做個獨立自主的女人….」、「我真為你悲哀！」、「我知，他救了你出越南，你是為了報恩才委屈自己贊成他所說的一切。」

可幸的是，我們對這些威嚇，都能淡然置之，不會動搖我們所信和要做的，而且香港人畢竟還是比較平和，我們沒有因這些暴力承受過甚麼真正的大損傷。

結論和感想

幾年前，我接受某反性的宗教團體邀請，參加一個他們組織的辯論會，名為 「誰是道德塔利班？」。當然，我們拿出各種事實、證據和理由，互指摘對方才是道德塔利班。他們的理據和辯才不值一哂，弄到我幾乎睡著了，但也提醒了我一件事：既然做性學的人逃不過要沾上或甚至進入性政治，而性政治無非也是一種權力鬥爭，廣義來說也是一種暴力對決，我們應該認清我們的工作立場、定位與範圍，以免自己在有意無意間也成為暴力恐怖份子，因為我不相信在性政治上，以暴易暴是有效的，而即使有效，也可能並非必要，而即使必要，也應不是由我們性學家來做。我更相信教育與和平協商的效力，也相信真理必勝，扭曲、欺騙和蒙蔽真理的人最終還是會因不能適應生存環境的變化而被淘汰。只要看近二、三百年來，性保守觀念雖然間中有反彈的時候，但整體走勢仍然是一直向下的，末日已屬無可避免，性學者實在不必急於一時，若果能盡量保持中立、清醒、理智及其獨有的才能，傳承下去，反而更能在這鬥爭中做個雙方都能信任、聆聽、尊重的協調者，促進變革，讓更多有需要的人更快能得到幫助，減少無謂的痛苦和犧牲。所以，在實際行動上，我對自己和我的性教育會有如下指引：

1. 以教育、研究和健康服務為本
2. 不發起或參與任何社會政治運動如示威、遊行、抗爭等，但可在後面提供理論和知識上的支持。
3. 不製造敵人。相信正反雙方都是需要幫助的，而我們所能提供的幫助就只在我們最擅長的教育、研究和健康服務上。
4. 不做烈士。保持自己的能力和有用之軀，是我們的職責。

我的性學啟蒙導師告訴我，我選擇的將會是一條孤獨的路。如今，四十年走下來了，我孤獨嗎？在思想、精神上可能是有一點的，但無論做甚麼學問，若是認真和持久，又有誰不會達到這個地步？或許，我們還應該慶幸有此地步，因為它可能就是你略有所得的標誌。而當政治滲入你的工作的時候，你應該更不孤獨，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即是一個集體遊戲，你有你的隊友和啦啦隊，也有你的競爭者和對奕者。歸根結底，所謂政治，無非是一種對奕之道。

參考：
Weber, Maximillan. (1997)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ed by A. R. A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1947) Free Press, Washington, DC,